2020年7月10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的北京高峰论坛以现场加连线的方式举行。本次高峰论坛由凤凰网、岳麓书院、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贵州心悠然酒业提供战略支持,论坛议题围绕“继承创新:疫情下的中华文化使命”这一主题展开。

  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席王石在论坛上做主旨演讲,其演讲的题目是:何谓“大同”。

  王石先生认为,认同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不能过度夸张各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不能过度夸大民族和地区的文化,更不能把不同文化对立起来。从人类发展趋势看,从未来世界的视角看,许多传统的、天经地义的概念,都应该以“天下”为单位重新定义。王石指出,好的文化,兼具现实性与未来性,是未来在今天的样子。要更多地反思整个世界的人文状况,要更多地看到不同地域文明的共同性,追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与相通心理,科学和真理没有流派之分,不应人为设置障碍,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趋势,也不会因一时的困难而逆转。

其演讲稿全文如下:

  何谓“大同”

  今天主要和各位讨论“大同”二字。

  什么是“大同”?“礼运大同篇”126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很多人将其比作西方的“乌托邦”,就是完美之境,同时也是世上没有的幻想之境。因此,“天下大同”也就在一定意义上失去了现实性。比如,“故外户而不闭”这一条,现在看闭得越来越牢了。

  而我要阐述的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大同”。其义即是: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小处看千差万别,大处看是同样的。由此引申出大同小异,求同存异。

  目前看,过度强调人的差异性和特性,各美其美,是危险的。会使人类文明走向倒退,走向分化,走向失败。

  “文化认同”的另一面

  很多事情我们看到的是后果。其实是开头就走叉了。

  相信各位早已注意到一个现象,即全球化运动在经济、科技方面的走向,与精神方面、文化方面的走向恰好相反。在世界,在中国,都如此。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亨廷顿教授在其论述《文明的冲突》的作品(1993)之后,又写过一本新书《我们是谁?》(2004)。在这本书里,他特别使用了“特性/身份(Identity)”这样一个词语,用以强调美国人的身份,以及美国精神和美国文化的特性。

  Identity这个英文词汇,一度引起各国学术界广泛注重和讨论。引入中文时被翻译为“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认同什么呢?按照原初作者的意思,自然是认同本国本民族的精神与文化。于是在中国,受到顺势就形成了一种思想格局:经济、科技对外开放,精神、文化向内认同。显然,这与晚清洋务运动时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为相通。虽然相隔一百年。

  很多年里,“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三句问话不断被人引用。据说这个著名的三连问出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两千多年以后,在法国印象派画家高更的传世名作之上,这三问变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必须加以区别的是,无论柏拉图还是高更,他们的追问,可以说是哲学之问,是人类之问。而亨廷顿教授的Who are we?虽然同样是追问,却已变为来自欧洲的新移民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问,美国之问。受到亨廷顿教授的启发和影响,我们的追问,我们的文化认同,在胸襟与格局上,也与柏拉图和高更大不相同了。 先哲们所问的是世界,是人类,我们所问的仅仅是自己。

  “中华文化”四个字,从海外到内地,从学界到官方,正式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称谓和文化认同,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

  2004年,由许嘉璐、季羡林、任继愚、杨振宁、王蒙5人发起,中华文化促进会邀集海内外70余位知名学者、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以“全球化与中华文化”为主题的高峰论坛并发表《甲申文化宣言》。16年过去,我作为论坛的提议者和宣言起草人,抚今追昔,不能不感到那次颇具声势的文化认同也未能免俗。因为过于强调本国本民族文化,而缺失了全球语境下的世界性眼光和人文关怀。

  这个反思并不是要完全否定“文化认同”的正面意义。

  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悖论。面对西方文化强势冲击,作为一种因应,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似乎都有理由以“文化认同”为口号,保护自己的固有文化。但可以肯定的是,“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文化对策与全球化运动是背离的,是缺少对应性的,甚至是对立的。

  因为“认同”即隐含着“不认同”。

  按照一般的理解,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主题,毫无疑问应当是各种不同文化的接触、碰撞、对话、交流、合作、融合,总之是一种全球性、动态性的文化激荡。而“文化认同”却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动态性的激荡,相对主义地缓解为静态的多元并存,各美其美,为今天的逆全球化思潮埋下种子。它与现在全球范围内蔚然成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以及分离主义前后呼应,互为因果。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在近几年的会议上,一再主张不可过度夸大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不可过度夸大某一民族和地区文化的特殊性,更不可过度夸大自己文化的优越性,各自比赛唯我独美。

  更加缺少对应性的是,中国不仅一贯坚持全球化方向,而且还于2011年率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在如此宏大的理念之下,“文化认同”显然已经远远不足为用了。因为它之认同,乃是小同。而今日之认同,除本国本民族之小同外,还应包括西方以至全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文明。

  费孝通老的“四句教”影响很大,充满善意。但我总认为还是有讨论的空间。“各美其美”说得斩钉截铁,不太容易引出“美人之美”;而“美美与共”强调的也不过是多元并存的各个文化单元的和平共处,你好我好他好;明显缺失了这个时代风起云涌的文化激变与融合。如此一来,“天下大同”还是天下不同。只是各有所宗,一堂和气,谁也别说谁。

  还想说的是,“文化认同”,是人的故土之恋,父母之爱。原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不思量,自难忘”,不必大声喧哗,刻意表白的。

(二)天下“大同”

  前面讲到天下大同的另一解。这一节,我们就来讨论一下人的共同性问题。这是个很大的题目。应该有人提出专门的研究报告。我只能尝试性地从不同角度简略地提出一些线索,供朋友们参考。

  (1)现代人类是否起源一地,是否源自一个共同祖先?

  人类学新近的研究,包括中国科学家的DNA比对与分析,基本肯定了以上推想。

  那么,曾经存在着、进化着的多个地区的原始人类到哪里去了呢?以中国为例,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和湖北建始人,170万年前的元謀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10多万年前的长阳智人,到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已经构成相当完整的进化链。为何却要归宗于10-20万年前非洲的现代智人呢?

  又是人类学家的研究说明,已经发现的原始人化石,从时序上看,距今10万年以上,5万年以下,中间是一个断层。而这个断层在时间上恰好与第四纪冰川期重合。这一时期,除赤道附近相对暖和的非洲以外,地球上所有生物都在罕见的严寒中消亡了。不仅中国,12万年以前已经生存于欧洲和西亚等地的安尼德特人,也在3万年前灭绝了。

  研究表明,幸免于难的非洲现代智人大约从6万年前开始走出非洲,走向各处,也包括从东南方向进入中华大地,代替了先前存在过的东方远古人类。

  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源出于共同祖先。这一论断,恐怕很难被推翻了。

  并且,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中所经历的发展过程,从母系到父系,从旧石器、新石器、铜石并用到青铜器,从渔猎采集、畜牧和游牧到种植农业……也走过了大致相同的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谓“轴心时代”,也让人们不能不追问,为什么在绝无沟通可能的情况下,生存于不同文明人类先知先哲,竟会在同一历史阶段一起觉醒呢?

  (2)寻求共同价值,守护人性,守护道德底线,各国人文学界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

  我必须说明,共产党人并不一般地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有的学者更倾向于译作“普适价值”)不仅存在,而且极其珍贵。我们所反对的,是将没有共同基础,旨在维护局部利益的某种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并强加于他人。

  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国际法的基本精神被普遍认同,联合国以及各个国际组织得以运作,就是人类共同价值的说明。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普遍价值计划”,讨论起草《普遍伦理宣言》,虽然转以支持区域伦理计划,但仍可看出追求普适价值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悬挂于联合国总部大厅,就是有力说明。

  (3)从古到今,从东到西,由人类的求知欲、好奇心、开创精神所驱动的人类科学,体现出人类认识世界的不懈努力。人类对于真理的追求,是共同的。中国学者王国维所说“学无东西”,以及人们常说的科学无国界,都是在说客观规律、真理、科学,是不分国家、民族、阶级、信仰、年龄和性别的。

  2009年,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发行周有光先生的新作《朝闻道集》,那年他106岁。书中有一篇短文“科学的一元性”。其中说到上世纪50年代中国向前苏联一边倒,认为不仅社会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于是出现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米丘林生物学。中国科学界居然成立了5万多个米丘林小组。西方科学被看做资产阶级伪科学。人类的进步终于证明没有“一国的科学”,“一个阶级的科学”。学术可以有很多流派,但科学是一元的。

  (4)目前全世界的信教人口约65亿。每种宗教的崇拜对象不同,仪规形态不同,表述方式不同,艺术风格也不同。但作为宗教超现实性、神秘性、排他性、终极关怀,以及博爱、同情、慈悲、利他主义等宗教情怀,却是基本一致的。当然,披着宗教外衣的邪教是另一回事。

  我们也注意到,一方面宗教的对立、冲突、战争没有停止过,而另一方面,不同宗教寻求“共同伦理”的努力也没有停止过。1893年以寻求建立全球信仰为目标世界宗教会议,以及一百年后,1993年瑞士神学家孔汉思(hans kung)再次于芝加哥举行的世界宗教议会,并起草了《走进全球伦理宣言》,谴责“借用宗教名义的侵略和仇恨”。他还曾说“中国的伟大人文传统的精髓:人道、互信、和谐,给世界伦理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5)心理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的心理活动由低到高,不仅有大致相同的顺序,而且知觉、注意、记忆、直觉、顿悟、分析、综合、比较、概括等心理现象,是有相同规律的。有名的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所提出的人类心理需求的五个层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这样的表述虽不能说已经臻于圆满,但其基本框架,以及他所指出的人类心理发展的次序和历史,却已得到世界的公认。哲学家们也曾指出,一个人生命过程中各个阶段,他的认识能力和思维方式,与人类大脑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发展和演化过程是重叠的。就是,每一个人从幼年到老年都在重复人脑的发展历程。所有的人都一样。

  (6)艺术家、美学研究家们又告诉我们,人的审美取向千差万别,而共同之美是存在的。即使在强调阶级、阶级斗争的年代,毛泽东主席在写给诗人何其芳的信件中仍然主张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阶级之外,这一看法也适应于不同信仰、民族、年龄、性别的人群。否则无法理解为什么那么多的艺术家、艺术作品,那么多思想家和他们的著作,会冲破时间和空间的界线,受到全人类普遍热爱。

  优美、典雅、崇高、欢乐、诙谐、悲剧性等审美范畴,意料之外,曲径通幽,开门见山,情理之中,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气韵生动,似与不似,此时无声胜有声,婉约与豪放,写实与写意,大雅不雕,大音希声,大巧若拙,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等艺术经验、表现手法与美学风貌,以及简洁、和谐、适宜、对称、比例、对比、呼应、重复、停顿、再现、强调、节奏感、完整性等形式美感,积淀着人类共同的审美取向,成为李泽厚先生所讲的“有意味的形式”。

  (7)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以来,“现代化”一词风行世界。人们所见,恐怕只是欧洲的现代化,北美的现代化,日韩的现代化,还有中国的现代化,等等。现代化没有统一模式,甚至也没有公认的范式。但这似乎并没有阻止人们对于“现代性”及其基本指向的探讨。在不同样式的现代化实践中,隐含着共同的密码,即如自由,平等,民主,法制,市场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的多元融合。

  即使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也存在相同的现代性元素,许多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认真研究这个现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元素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主义元素。说明姓资姓社并不是格格不入,非黑即白,而是可以兼容互补的。很多年之后,也许两种制度会在长期并存,即对立又融合,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走向和解。就像有名的张横渠所说,“仇必和而解”,恐怕不一定非要谁战胜谁,非要你死我活。就是古人所说的,道并行而不相悖。

  (8)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知道,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须面临市场经济。不但都要面对价值规律制约,资源和产品的获得和分配,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程度不同的国家所有和宏观调控,以及大致相同的企业构成、运作与治理,而且连现代经济社会的负面,如拜金主义,劳动异化,两极分化,人的疏离、孤独、迷失等等,也是共同的。

  同质化一词不断收到非议。但是当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走到一起,自然会有共同的选择。飞机和航空港,高铁和现代化城市酒店,经济体的结构,基本一样。不一样反而很麻烦。